不知为什么，最近，每到吃饭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那已经驾鹤西去近四十年的母亲。我会想到她老人家在宁夏照看我刚出生的儿子时，瞪大眼睛看着饭桌的“搅团”，无奈地望着大家难以下咽的样子；我会想到她老人家嗫嚅着“坐月子的人，哪能吃这个呀？”时的无助表情。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默默地说：“我们现在有白面吃了！”
　　 妈妈是湖南湘乡的一位大家闺秀。嫁给我爸爸后，一共生了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五男二女。不过，我的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夭折了，只剩下我哥哥、我、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共五个孩子。我们之中，除了大哥比我大七岁外，我和大弟弟、大弟弟和小弟弟、小弟弟和妹妹之间，每个人都压一岁——我比大弟弟大一岁、大弟弟比小弟弟大一岁、小弟弟比妹妹大一岁。我妈妈生了我们这么多孩子，身体之虚弱是可想而知的。
　　 我的爸爸解放前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工程师。解放后调到铁道部，又当了铁道部的工程师，专搞大型水利、桥梁工程，曾参与武汉长江大桥的前期工程设计、粤汉铁路（广州到汉口）的工程设计和施工、汉阳飞机场的设计等等。他是个闷葫芦，什么都不说，我只知道我们一家经常搬家——汉口、广州、长沙……那就是因为他老人家经常外出搞设计、施工的缘故。我们从小就在这样动荡的日子里，一天天长大。直到1950年爸爸调到北京，才算有了安定的日子。
　　 到了北京，我们第一个驻地是在北兵马司的平房中。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必须生炉子烤火。由于我妈妈是南方人，根本就不会升蜂窝煤炉子，不知道还要在蜂窝煤周围放炉渣；也不知道要用炭煤把蜂窝煤引着，更不知道炉子还要安装烟筒。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一大堆纸，好不容易把蜂窝煤烧着，我们却全都中了煤气。妈妈连滚带爬跑到门前，用已经被一氧化碳熏得绵软无力的手，打开了屋门，然后喊来了街坊，我们一家人才得以生还。
　　 爸爸调到铁道部后，妈妈也调到了铁道部印刷厂。可是不久，爸爸就被卷进“三五”运动中。他因在解放前读天津北洋大学时，有集体加入过国民党的“罪恶历史”，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妈妈和我们的子就更难过了。
　　 我们五个孩子都要上学，当时虽然学杂费不多，但是是五个孩子的学杂费呀！妈妈一个月只挣三四十元钱，除了吃饭，就是要交学杂费，还要给我们添置衣服。日子太艰难了！她的工资根本就不够花，她就拉下脸到处借钱。跟爸爸的朋友借、跟自己的同事借，借了一个遍。我还记得她老人家拿着一个小本儿，每次借三块两块的，都要记账。说：“这借来的救命钱，是一定要还的！”还叮嘱我们：“如果我不在人世了，你们也一定要还！”
　　 我们当时经常吃菠菜。因为那菜便宜。菜摊快要撤摊的时候，二分钱能买一大捆。放一点油，熬一大捆菠菜，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们大概一个月能吃两毛钱的肉。不过，我们已经很知足了！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们哥几个特别能吃。我记得，我和两个弟弟每人都吃过一百个饺子！那时粮食有定量，妈妈经常自己喝一点泡饭，把干的留给我们吃。
　　 最难的还不是这个，还是没有钱供我们五个孩子读书。妈妈想尽了一切办法，让我们多读几年书。她说：“宁可我饿死，也不能让你们没有书念！”
　　 妈妈为了多挣一点钱，从街道接了糊纸盒的活计——当然，是下班以后。她把一大堆纸盒拿回家以后，我们一起动手糊。经常干到深夜一两点钟，一双大家闺秀的手，也被磨得稀烂。
　　 我和两个弟弟我们哥仨还特讨厌，老给妈妈添堵。
　　 我们都特别爱踢足球。胡同里正好有另外两家各有三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我们九个小孩，一下学就凑到一起在同里踢球。不是把人家老太太踢倒了，就是把人家窗户玻璃踢碎了。每逢这时，妈妈都要给人家道歉，还要花钱赔人家玻璃。不过，从来不制止我们踢球。她觉得踢球很好，只是嘱咐我们别往人家身上踢。
　　 当时生活那么困难，妈妈对我们的文体活动还一直大力支持。放暑假，她会每周给我们每人五分钱，让我们从前门（后来我们搬到了前门外住了）走到陶然亭游泳场游泳，然后再走回前门。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累。
　　 我们大约半年时间还可以到电影院看一回电影。那时的电影票只有五分钱一张。记得第一次到大栅栏里的大观楼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我不慎踩到了堆放在影院外的粪堆，妈妈洗了三遍衣服才干净。
　　 当时，我哥哥考了高中，他看到家里生活太困难，跟妈妈提出不上学了，去摆个小摊儿，以补贴家用，减轻妈妈的负担。妈妈坚决不同意，坚持让哥哥读高中。后来，哥哥考上了北京石油学院。从此，妈妈更勤奋了。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她老人家已经患了严重的高血压，高压200——220毫米汞柱，低压也在140——150毫米汞柱左右。她很少去医院，她也不会休病假——休假要扣工资的，她更不会跟我们提及她的病，只是自己默默地扛着。这为以后她罹患癌症种下了恶果。
　　 1966年，那个让人不寒而栗、并遭到亿万人唾骂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家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大劫难:
　　 先是被红卫兵抄家，就连我高中时演过的一出话剧——《群猴》时的一张照片，也被当作“反攻倒算”的“铁证”，而迁怒到我妈妈头上——我爸爸还在服刑，大哥在大庆油田实习，我已经下乡到了宁夏，家里只剩下了妈妈、大弟弟和小弟弟。
　　 红卫兵不但把我们家翻了个底儿朝天，还灭绝人性地把妈妈剃了个光头，把她老人家遣送回湖南老家。那帮狗娘养的红卫兵，竟把妈妈的“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转移证”都给撕了，弄得妈妈回到老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粮食吃，我每个月都要从24元工资里，省下四五元钱给寄去买粮食吃。妈妈不但被赶回了老家，我的小弟弟和妹妹也一起被赶回了老家。天天下地插秧，蚂蝗每天都把她腿叮得黑一块、紫一块的，妹妹每天挣女社员的最高工分——8分，那也只有区区的8分钱！
　　 后来，我大哥结婚了，大嫂也是湖南人，他们结婚后不久，大嫂不知为什么调到了湖南偏远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永顺县医院，并在那里生了小孩。妈妈不能眼看着自己的第一个亲孙女没人照看，便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永顺。大嫂没有奶，又没有钱买奶粉，妈妈就用大米磨好的米粉蒸熟，晾凉后，再用纱布裹起来，像包粽子一样，然后用手轻轻挤出米粉，自己先尝一尝，等到温度合适了，再给孙女吃，就这样把孙女喂大。
　　 不久，我和夫人严冬也有了第二个孩子。妈妈知道我们两人都得上班，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还小，怕我们照顾不过来，就从几千公里外的湖南永顺赶到银川。
　　 妈妈来得很突然，连电报也没有来一封就自己跑来了——我知道，她老人家是怕拍电报花钱。
　　 妈妈来的时候正是一月。宁夏的冬天是非常冷的。零下十几度是很平常的。妈妈来的那一天，刮着呼呼的西北风，也没有穿棉衣。她老人家是把银川当成了湖南永顺。幸亏我们连一位赶大车的师傅到银川火车站拉煤，遇见了她，让她坐在煤堆上，并把自己的老羊皮袄给妈妈披上，妈妈才没有被冻僵。要知道，银川火车站离我们连队有十几公里呢！
　　 妈妈来给我们伺候月子的时候，正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吃80%的粗粮，还都是捏不成窝头的发霉的玉米面。我们就学着当地老职工作“搅团”——用玉米面搅糨糊，晾凉了切片片，就着一点盐和辣椒吃。
　　 可怜妈妈是一个纯正的南方人，又出名门闺秀，那里吃得了这种东西！她天天都挨饿，还要强颜欢笑，违心地说：“好吃，好吃！”记得挚友史英潭君给我们送过一瓶子白糖，我们当宝贝似地一次放一点沏水喝，吃了好几个月才恋恋不舍地把它吃完。
　　 妈妈累了，这一辈子太辛苦了!她回到北京后，就被查出得了肺癌。她老人家不让弟弟告诉我，怕我着急跑回北京，再花更多的钱。她老人家自己看病都没钱，还是我的妹夫卖血给老人家看病。
　　 就这样，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妈妈奉献了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她老人家仙逝的时候，只有不到六十三岁。我想您呀，我可怜的妈妈！
　　 妈妈的一生，用“伟大”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们曾经让妈妈操劳了一生，让妈妈惦记了一生。现在，我们也老了。我们更能体会到“妈妈”两个字的伟大。我有千言万语要说，此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只想用一句话来告慰天堂里的妈妈：“妈妈，我们现在有白面吃了！”